本期推荐| 异质化的身体与空间：体育场所精神的人文释义与表达趋向
摘要 本文沿袭建筑现象学理论脉络，从大型体育建筑入手探究了体育场所精神的形成逻辑，同时从体育社会学视角聚焦于体育场所精神的人文内涵，以此将诺伯-舒茨关于场所精神的理论解释推向具体化，并提出了本文关于体育场所精神的认识框架。（1）从体育情境中的身体出发，随着身体知觉边界不断向外部体育场馆再到城市扩展，个体最终在“人与人”“人与场馆”以及“场馆与城市”三重秩序中实现自身在体育空间中的定位，且三重空间分别对应着基于观与演的身体间性形成的知觉空间、人与体育场馆构成的物理空间，以及体育场馆在承继城市文脉中与城市形成的历史文化空间。（2）体育场馆凭借特定的装饰主题所呈现的场所特性具体包括场所功用特性与场所地理特性两种意涵，二者分别在文化维度的操持下实现体育场所特性的历时性更新和共时性延展。（3）在空间方向感与场所特性认同感的共同发展下，身处体育空间中的个体相应地通过场馆与地景结合，以及体育生活空间的营造实现身体层面的归属感获得，并在身体知觉空间的向内回归中找到安顿心灵的居所。
异质化的身体与空间：体育场所精神的人文释义与表达趋向
文 | 旸洁卓玛，王智慧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4期）
体育建筑的实质是为人的体育行为提供特定的场所空间，各专家所谈的体育建筑理念与技术只是为其实现的中间过程。关于体育建筑与人关系的思考，建筑现象学为作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空间研究的思路。建筑学家诺伯-舒茨从古罗马人的信仰中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场所与人本质间的关联，后者认为每种独立本体有其守护神（genius），具有表征着本体“为何”（what a thing is）与“意欲为何”（wants to be）的价值内涵。诺伯-舒茨将场所的守护神称为“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并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启发下延伸了关于场所精神的思考。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结合海德格尔的“定居”（dwelling）概念与“物集结世界”（a thing gathers world）观点，诺伯-舒茨将建筑理解为物的集结，一种有其清晰特性和意义的具体存在，这种特性与意义意味着不同场所都有其各自的精神特质。由此，建筑理念与技术共同发挥着一种关于物的集结范式的作用，二者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按照特定规范集结特定的对象来塑造出既定的建筑形态及其功用，这呼应着建筑本体“为何”的内涵；而人在建筑空间中的行动所赋予前者的特定且清晰的意义则表征着该建筑“意欲为何”的价值，从这一点上看，人的身体其实也是被集结的物而参与着建筑物特性与意义的构成。由物集结而成的建筑空间与人在其中的特定行动所共同衍生的意义价值使建筑物成为有意义的场所，即获得能使人“定居”的场所精神，不同空间也因其所遵循的物的集结范式的差异，以及人们在其中的行为不同而被赋予各自特有的场所精神。
建筑现象学启发我们建筑并非简单的功用空间，而是凝结了筑造理念与技术、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具体行为表现以及人对空间的具身感知等多重意义的价值空间，建筑的最终意义在于为人的身体与精神提供定居。沿着此思路看，“体育建筑高质量发展”不应仅仅指涉体育场馆功用性的高质量提升，更需要思考如何拓展体育场馆的精神价值。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场所精神源于人在空间中的特定行为与空间本身的互构对空间的意义赋予，结合本文关注的体育场馆来讲，这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其一，人的行动与体育空间的互构；其二，这种互构结果对体育场馆赋予意义的过程；其三，体育场所精神为人提供定居价值的具体表现，而这也构成本文试图解答的三个问题。对体育场所精神的解释囊括了空间、身体、秩序、行为等体育社会学较为关注的议题，因此，通过挖掘建筑现象学的理论洞见来认识体育建筑空间及其场所精神，是体育社会学丰富和拓展对体育现象与经验的既有解释视角与能力，并发挥其学科想象来扩展自身理论体系的一条可行之路。国内学者有关体育场所精神的既有讨论寥寥，已有9篇文献中仅2篇从体育学视角展开， 分别为主题评述，从建筑现象学视角讨论城市健身空间的设计和评价原则，其余则为建筑学视角下结合工程实例所做的应用性研究。对此，本文以多位专家按学术规范，文中专家真实姓名作匿名化处理。在论坛中的发言内容为文本材料进行质性研究，将各位体育建筑专家从建筑学视角对体育场馆的认识置于诺伯-舒茨建筑现象学的理论体系，从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来探寻体育场所精神的生成逻辑与内涵价值，试图扩展出体育场所精神的人文性样态，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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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标记：三重秩序下体育空间的锚定
1.1 体育情境中的动静共在：人际的观演互动
随着梅洛-庞蒂在其现象学中对肉身主体的不断还原，“身体”逐渐取代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此在”，推动现象学眼光逐渐深入更加实际的生活经验中。现象学的身体转向为诺伯-舒茨思考建筑与人类定居的关系带来“身体”这一具体抓手，特别是梅洛-庞蒂关于人以其身体固有的“处境的空间性”来把握外部空间的观点，被其发展为获得方向感的基础。方向感（orientation）是场所精神形成的前提之一，指人们在空间中辨别方向的能力，人要想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就必须借此能力知晓自身所置何处。既然身体本身就具备空间性，那么体育场馆中的人首先基于彼此的身体间性构成了第一层体育空间秩序：
“回归古希腊时期，体育场馆最强调一种观演状态,‘观’实际上就是观众,‘演’就是运动员，因此，体育场馆是观演状态下一种特定的场所空间，是人们进行密切交流的一个中介空间。”（SH20230529LG）
“观”与“演”分别暗含了观众与运动员各自的身体意向性或身体的移情能力，既包含个体对自身运动的内在感觉，也开启对他人体验的理解。在体育场馆中的赛事现场，观演双方的身体通过各自的运动形成不同的开放空间，即“观”与“演”两种身体图式，二者本质上均是由视觉、听觉、触觉构成的感觉总和，但两种身体图式的具体运作形式存在差异，因为“身体实际上是依据自身的逻辑、通过自身的安排来欲求它的对象的”。展开来讲，这种“按需”安排欲求的天性意味着不同的身体图式有着各自的移情对象，或弗洛伊德意义上“欲力贯注”的投射对象与吸取对象，以及不同的欲力投射与吸取方向。具体到体育场馆中的观演情境，观众投射和吸收欲力的身体更多地体现在对运动员及其运动表现的视觉贯注，即一种局部身体欲力的单向流动。对运动员来说则是全部身体欲力的多向传递：其一，向观众投射其多感官联合的身体贯注（运动身体的展演），同时吸取观众的视觉贯注于自身身体的运动行为（观众注视对运动表现的影响）；其二，朝自我投射（对运动中自我身体的专注），同时吸取已完成的运动表现于即将进行的运动动作（对当下自身运动状态的判断）；其三，对运动对手的欲力贯注（观察对方动作），以及对运动表现中对方身体欲力的吸取（判断对手当下的运动状态）。
上述一系列欲力交换过程，被固定在场馆中有限且特定位置的观众与在场内进行身体展演的运动员，分别以“静”与“动”的存在形态共同营造出具有双重内涵的身体空间。其中，观演双方身体欲力贯注的方向性则从身体知觉的微观层面帮助二者辨明了自身在知觉空间中的位置，这种抽象知觉空间的范围则又向外规定着体育场馆的物理规模与形态。
“场馆设计中，观众的视距和比赛类型、运动类型，或者说所观看的运动有关系，所以场地大小和所观看的运动，特别是球类运动与球体的大小及球的运动速度之间存在关联。因此，针对视距的要求，包括最大视距、推荐视距，规定了最远的观众座席和比赛场地之间的距离，也由此进一步规定了场馆的体量大小。”（SH 20230529YM）
体育比赛中观演双方在身体欲力的贯注与流动中实现彼此身体图式的侵越，最终消除不同身体图像间的差异，实现主体间性的互动，这种基于肉身进行的体育观演实践及其中的知觉互动过程帮助我们理解了作为主体空间之一的身体知觉空间的具体形成逻辑，同时，为进一步讨论人与场所关系提供了微观的认识基础。
1.2 体育场馆中的始源人性：空间对人的包被
以个体的身体知觉空间为中心，人不断地向外扩展自身所处场所的边界，最终筑成个人所感知到的世界。
“坐在看台上的观众对比赛场地形成一种包裹状态，我们把它叫作人群构成建筑，场馆的核心是看台和赛场关系的营造，比如国家体育场的看台在东西方向有更多的座席，而南北方向的座席相对少，形成南北起伏的立体连续的碗形看台，为观众和运动员之间的比赛和观赛交流创造了最佳的空间。”（SH20230529LG）
自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体育竞技场多以闭合或半闭合的圆形造型为主，从场所精神生成的层面来看，体育场馆对圆形结构的青睐实际是对人类始源性这一天性的遵守。皮亚杰对幼儿随意涂画中常常出现不规则圆形的现象研究后发现，这些圆形是一种“保护性容器”，是人们原始意识中的“子宫式世界”。这种以人体为中心的始源性包被感是人天性中对“定居”的初始感知，人们在其中获得被庇佑的安全感，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家”的意义。人类天性中对子宫的始源性“乡愁”决定了“一切圆的东西都能唤起爱抚”。如巴什拉对圆的现象学的思考，“浑圆的形象帮助我们汇聚到自身之中，帮助我们赋予自己最初的构造，帮助我们在内心里、通过内部空间肯定我们的存在。因为，从内部被体验、没有外在性的存在只能是圆的”。依照巴什拉的观点来看，体育场馆的圆形结构本质上是对“子宫式世界”圆形意象的再现，或者说是对“家的结构的扩大化和共享化”，而这正是理解人与体育场馆位置关系的关键。从人文角度思考，国家体育场的碗形构造实际上通过营造“家”所具有的包被感来使场馆中的人获得“在家”的安全感，由此建立人与场所之间的情感互通，使体育场馆中的观演双方都得以“在家里般畅快”地尽情投入体育赛事情境中，实现“最佳”的观演互动，并在互动中明确自身在场所结构中的位置。
“有位业主非常强调要做‘死忠’看台，我们做了将近15000个‘死忠’座席，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改造后的第一次足球赛现场氛围还是非常给力的，这种氛围实际上主要是靠他们（死忠）来整合和拉动的。”（SH2023 0529YM）
“死忠”看台的安置固定了“死忠”球迷在体育场馆中的位置，为这些球迷与场馆提供了稳定的意义中心。首先，对于体育场馆而言，其原初价值在于为人提供观赛功用，但随着身处其所营造的包被感中的观赛人群在“死忠”球迷的带动下进入仪式性狂欢状态，体育场馆的价值被拓展，在赛事的操持下从陌生的空间转变为令人难以忘怀的意义节点，成为承载个体赛事记忆的中介和积蓄集体情感能量的场所。其次，对于“死忠”球迷来说，被固定的看台位置意味着双重包被感的获得：在碗形场馆结构本身带来的包被感之外，其看台位置的固定使其在由人群构成的动态闭合空间中体认到第二重包被感，二者共同强化了“死忠”球迷 “在家”般的安全感，成为他们在比赛中尽情表达情绪并拉动赛场气氛的价值许可。双重的包被感对应着这些“死忠”球迷们在空间方向感上的双重性，场馆结构本身带来的包被感帮助球迷明确了自身所处的空间环境，固定的座席则帮助其进一步辨明自身在这个空间内部的位置，可以说，此双重方向感的获得其实是个体不断明确自身在空间中所处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体育空间的锚定除了上述的知觉空间形态，还包括身体在体育场馆中的位置，即人与场所构成的物理空间形态。
1.3 体育建筑中的场所秩序：城市文脉的延续
身处体育场馆中的人从自身身体出发，沿着“身—人—场”的外展方向逐渐扩大自己所处场所的边界，在“人—物（体育场馆）—地（城市）”构成的空间次序中，作为人为小聚落的体育场馆既是微观个体的身体知觉空间的扩展，又是宏观城市秩序的承接。
“场馆精神的时代决定性和地理决定性对具体的场馆设计理念和技术提出要求，要从体育视角、人文视角、环境视角和科技视角来应对时代和地质变迁，就像2008年奥运会，鸟巢和水立方被建在北京中轴线的两侧有足够的重要意义。国家体育场处于北京城市空间环境中的第三秩序，就是要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北，将奥林匹克公园发展为一个新的城市节点。”（SH20230529LG）
“北京中轴线”的概念由梁思成在1951年提出，他将北京壮美的城市秩序和雄伟的空间气魄归结于这条中线对城市空间的分配；苏联建筑学家巴拉金在参与北京城市规划时同样注意到这条线，认为将其向北延伸是“既能保护旧城原有格局又发展原有规划思想的关键，延长的中轴线成为新发展整个城市的脊梁”。鸟巢与水立方被安置在中轴线两侧的意义在于，通过将现代体育建筑纳入城市空间秩序来建立历史与当下沿着中轴线的互观与对话，以刺激现代与传统间的互哺。
“（鸟巢）的编织结构外形自然地呈现出开放性和渗透性，既形成场馆和城市空间的相对固定，又构成内外空间的渗透性，构成可跟外部城市环境沟通的都市性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视觉焦点，鸟巢以可识别的标志物形象与旧城呼应，连接其旧城和北部的自然景观，形成人文和山水相融的城市空间环境，从内向外激发城市活力。”（SH20230529LG）
体育场馆与外部城市环境的沟通暗示着两种环境层次有着基于同一语境的可对话性，诺伯-舒茨将这种对话语境称为“文脉”（context），借此强调聚落间的关联性，这种强关联通过聚落组成的整体结构表征出特定的稳定性。对称且规整的北京城市空间布局所依循的中轴线便是传统都市结构与现代体育建筑景观得以沟通与呼应的文脉。诺伯-舒茨将互相垂直的东西、南北方向看作划定宇宙秩序的基准，“天轴（cardo）南北运转，地轴（decumanus）则是东西向”，具有天轴意涵的南北中线贯穿城市正中，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展现出“和谐、宁静、尚中”的人文气质。
结合专家LG的陈述，可从两个方面理解“文脉”所指涉的强关联意涵。其一，城市空间结构上的强关联。沿着城市空间的核心轴线所建的鸟巢和水立方在此轴线的牵引下延伸了传统都市结构，与旧有城区形成新的文化整体，而体育场馆的特殊就在于，其本身的高大特点能够使其成为LG所说的“视觉焦点”，由此成为锚定城市空间结构的节点。其二，城市精神气质上的强关联。《礼记·中庸》中，“中”指“喜怒哀乐之未发”，即无任何情绪表现的平和状态，“和”则指“发而皆中节”，指情绪的表现有节度，二者共同体现着一种非过度的、和谐自然的城市气质，而这样的气质特性正是鸟巢与附近自然景观组成的“人文与山水相融的空间环境”所试图彰显的场所特性。
体育建筑以其高大特性作为空间节点所锚定出的城市结构，以及为了承接城市气质而与地景及周边聚落的特定联结形式所共同营造出的历史文化空间，赋予了体育空间第三重形态，体育空间的历史文化形态虽无法如上述两重形态能被直接且迅速地识别，但这恰恰是赋予体育场馆以精神特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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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建立：物与人互构下体育场所特性的生成
2.1 符号转译中的分殊：体育场所特性的双重意涵
场所精神形成前提的方向感在于帮助个体在空间中定位，但真正的定居不仅是置身于某种空间，还“暴露于某种环境特性中”。空间的环境特性与空间一样依赖于边界的确立，不过，空间只是一般边界的勾勒，而环境特性则更为具体，取决于场所的材料组织与造型组织。
“我们团队设计过一个杂技场馆，它的外部结构类似于中国传统灯笼的褶皱和构型。”（SH20230529BC）
“他（业主）要求反映当地传统建筑的造型特点，还有市鸟和市花的形象，给我们提了非常多的要求。最终的设计方案基本上回应了他所有的诉求，整体形态上有他们的传统建筑的特色，有点像鸟，还有点像花。”（SH20230529ZG）
如果说场所精神形成前提之一的方向感是对“我在何处”的辨明，那么作为另一前提的认同感（identification）则强调个体对自身与场所关系的明确，这种认同感的建立首先是要接受自身所处的环境，其核心在于对空间的地理特性的认可。专家ZG谈到的场馆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建在城市的滨海位置，其中，体育场的顶部轮廓模仿了该地传统建筑的屋顶形态，两座体育馆的整体形态分别模仿了该市的市花与市鸟，一场两馆均呈白色。场馆的特定外部形态、颜色及其滨海位置共同营造出特定的“意向性”，形成此体育场馆地理特性的表征。当人们认可了那些被“浓缩在特定装饰主题”，如材料提到的“灯笼”“鸟”“花”中的意义指涉，便意味着明确了自身所处的地理特征，但这还并不等同于对场所特性的认同感，因为认同感所强调的人与场所的关系需要通过人在场所中的行为实践来确立，也就是说，要以“我”在该场所中（会）做（了）什么作为认同感建立的基础，这意味着还需要获得对场所功用特性的认识。
“S市一个自行车馆，它的立面是丛林芦苇的感觉，整体的布顶是一个蹬起来的车轮（造型），是用3D打印的一个车轮形状的骨件。”（SH20230529MG）
专家MG谈到的自行车馆位于S市一处水系景观丰富的城镇，该地拥有多处湿地公园，以芦苇这种喜生于沼泽漫滩的植物为该场馆的立面意向则向人彰显出该体育场馆所处位置的滨水特性，而以自行车轮为造型组织的顶面结构则鲜明地体现出场馆的功用特性，使个体对场所特性的认同感得以完整。
结合两位专家所言，无论是表征地理特性的“花”“鸟”“芦苇”以及传统建筑的屋顶构型，还是表征场所功用特性的“自行车车轮”，特定装饰主题的表征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并非对特定物体形态的模仿，而是对被仿之物的符号性意涵的转译。S市自行车馆立面的“芦苇”构造将此植物所指的滨水意涵转译至场馆上，显示出场馆的滨水地理特性；而顶部的自行车车轮型构则将车轮这种原型构造对自行车的能指意涵直接借用为场馆功用特性的体现。究其内部，这种转译是物的内涵指涉在意义链条上的流动，场馆外形对芦苇意向的征用在人造空间与自然植物间建立了意义连接，二者借此进行意义互递：场馆获得芦苇的滨水特性，芦苇被赋予唤起人们有关该场馆记忆的功能。沿着海德格尔“物集结世界”的观点看，体育空间的场所特性即由场馆的特定装饰主题及其符号意涵，以及装饰主题的源初之物三者集结而成，并在三者间意义链条的勾连下形成稳定的意义结构。
2.2 场馆气质的继替：体育场所功用特性的文化维度
浓缩在特定装饰主题中的场所特性会因装饰物符号意涵的改变而变化，因为符号的所指本身具有任意性，这便决定了场馆的特定装饰主题所表征的符号意涵的不固定。诺伯-舒茨从时间层面上理解场所特性的变动，认为“场所的特性是时间的函数”。不过，他更关注短时段内的变化，如一天之内气候和光线变化对场所特性的改变，但场所特性在长时段中的变迁也是其时间函数上的另一条曲线。
“鸟巢是在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下诞生的，2008年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典，还是国家的战略寄托，需要借奥运会和标志性场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的五千年文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实力，所以它是宏大而彰显的；而冬奥场馆的建设是在新的民族自信和科技创新背景下进行的，以富有中国本土特色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场馆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它不仅为短期盛会的举办而建，还要为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带来机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奥运遗产，所以它的精神特性是低调而消隐的。”（SH20230529LG）
奥运场馆精神特性从“宏大而彰显”到“低调而消隐”的转变是多年国力积淀下国家形象与国家心态演进的投射。对于大型体育场馆而言，其场所气质在长时段中随时代发生继替恰恰是其保持场所活性的关键，因大型体育场馆所办赛事的大规模、短时性与长周期，人们对其场所特性建立的认同是片段化的，且需要依托特定的赛事记忆来保持，但记忆的本质在于遗忘， 赛事记忆本身的难以保全使其无法成为人们保持场所特性认同稳定的载体。对此，历时性地更新场所特性的表征意涵是大型体育场馆保持其特性活力的方式。
“从夏奥会时期着意向世界展现中国国际化实力，到冬奥会时期用更谦逊、更放松、更自信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表现出场馆形象跟不同文化基因的互动。国家体育场的设计理念跟东方美学思想是相通的，鸟巢的造型体现出东方美学思想中有序和无序的辩证观念和设计手法，通过体现这样的东方美学思想，呼应夏奥会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办奥理念，实际上是非常理性地回归于体育建筑初心的一个设计理念；而冬奥会的场馆设计反映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哲学，‘合’的精神在冬奥场馆的设计上体现为生态共生的理念，回应着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SH20230529LG）
专家LG的表述实际上暗示了大型体育场馆的场所特性及其象征意涵之间的互表关系，夏奥会时期，奥运场馆作为向外展示国力兴起的象征而决定了其“着意”且尽力向外彰显的场所气质。如果说夏奥会时期亟须通过体育盛会的举办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可，那么到冬奥会时期则开始向内寻找自我认可，故冬奥场馆相应地体现出“谦卑、放松与自信”的场所气质。如LG所说的“场馆形象与文化基因的互动”，场馆的象征意涵与场所气质的互文关系通过以特定文化要素为中介来达成，对于冬奥场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成为其象征意涵与场所气质得以洽接的节点。由此，可以拓展出场所功用特性的文化维度，奥运场馆作为赛事的标志之一，从夏奥会时期作为国力的表征空间到冬奥会时期作为文化的表意中介，实际都是场所功用特性的发挥，即奥运场馆象征功能的不断再造，从夏奥时期的“彰显”到冬奥会时期的“消隐”，场所气质的转型也是通过在建筑理念中吸收不同的传统文化元素并调用场所的象征功用特性得以实现。
2.3 人与环境的友谊接续：体育场所地理特性的文化维度
“从夏奥会时代的城市环境到冬奥会时代的山林环境，体现出人工与自然不同形式的对话。延庆赛区是一个大型实地山水图卷，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命名的冬奥八景奥运八景：迎宾画廊、层台环翠、双村夕照、秋岭游龙、凌水穿山、丹壁幽谷、晴雪揽胜、海陀飞鸢。既包括了原来的自然景观，也包括新营造出的场馆景观，形成了一系列情境式盛景，借由中国文化营造并赋予冬奥场馆诗意的体验，借冬奥会向世界传递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的山水文化模式和精神。”（SH20230529LG）
场所特性的变动不仅体现为诺伯-舒茨强调的时间层面上的继替，还在空间层面上通过其地理特性在文化层面上的价值再生而得以延展。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奥运八景”之名实现了地理特性认同与传统文化的互文，其中，自然之“景”，即实存的物理环境是二者意义互涉的基础。自然景观使人直接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人们在获得这一基本认同感后相应地选择特定的传统文化元素对自然景观命名，使原本单纯的自然地理环境实现了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连接，由此建立对场所文化特性的认同。不过，不同于上述体育场所的功用特性的文化维度，经由特定传统文化要素对既有自然环境的润饰而形成的诗意体验，激发出了场所地理特性的文化维度。在这种以实在地景为前提的地理特性与传统文化要素的互文关系中，基于自然环境建成的冬奥户外体育赛场既是传统文化意涵的接受者，也成为中国传统山水文化中的新内容，成为联结现代西方体育与传统中国文化中多重意义范畴的交汇点。
“人的感知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怎样能够让（滑雪）运动员在精心设计的赛道上有最好的竞技状态和比赛体验，同时，也让观众跟空间环境建立密切的感知关联，除了观看比赛，还可以欣赏山中美景呢？我们希望通过自然环境和人类感知的拟合，形成自然、场馆和体认的互动，把人的感知跟自然环境高度结合，体现中国文化审美跟自然环境高度拟合的文化特色，形成与感知的诗意连接。”（SH20230529LG）
户外体育项目对自然环境的需求和适应，以及体育行为的身体性基础共同使体育场所具有区别于其他场所的核心特质。如上讨论的滑雪，一般在高山地带进行，冬季山地的寒冷、雪地触感的冰凉和山林坡地的烈风共同构成了特殊的场所环境，身处其中的个体无论是观看滑雪或是参与滑雪，都是与“特殊环境为友”的过程，这种友谊关系的实质是个体对所处景观的认同，即习惯于周遭的特殊环境并与之和谐共处。更进一步地看，由于体育与中国山水文化都强调身体对环境的感知，或许能够通过二者的结合营造出富有中国山水文化特性的体育场所精神。其中，追求自然环境与人类感知拟合的山水文化能够在体育场所地理特性的文化维度中引入身体要素，实现与体育的深层价值呼应。如专家DY所说：“那是一个非常集约化、实用性的运动场馆，里面有很多对自然光、自然通风等低碳绿色的考虑。”（SH20230529DY）秉承“低碳”与“绿色”的设计理念，通过引入自然光与自然风来营造更接近于自然环境的场所空间，其目的在于帮助个体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友谊接续，最终复归“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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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的获得：体育场所精神中的人性定居
3.1 地景与聚落的联结：体育场所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诺伯-舒茨的建筑现象学将人们在空间中的方向感和对场所特性的认同感看作场所精神形成的两个前提，两种感知的完全发展便能使人获得对场所的归属感，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定居。结合两种感知前提的内涵来看，归属感的获得实际就是要明确两个问题，即“方向感”所对应的“我置身何处”，以及“认同感”所对应的“我因而置身此处”。如前文所述，身体、场馆和地景三个层次锚定出了包含三重秩序的体育空间，这也相应地为个体提供了在体育场所中“定居”的三重空间。
“延庆赛区在北京西北燕山山脉的小海坨山的南麓，跟国家自然保护区相邻，有独特的地址、历史和生态资源，这样的物质空间特征能恰当地将场馆的营造融合于山川灵秀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人工介入和原生自然的互动，比如，冬奥村呈现出的山地村落的分散式布局，让建筑掩映在山林地貌中。”（SH20230529LG）
就地景与场馆构成的空间层次而言，个体在体育空间中的定居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的精确化。从专家LG对冬奥会延庆赛区的介绍中可以发现，延庆赛区选址在小海坨山的南麓意味着该地的环境结构满足体育赛场的建设需求。从诺伯-舒茨的意义上看，依照山地的自然结构形态搭建比赛场地是人们“将自然环境形象化”为特定场所的过程。小海坨山南麓原本对于个体而言陌生且无所属边界的高山地景被转化为意义明确的空间，并被予以价值意向，成为具有特定功用的比赛场地，而联通赛场之间、赛场与村落之间，以及村落之间的路成为勾连自然地景与人工聚落的通道，使赛场与周边的村落等组成具有结构化意义的区域，最终，围绕处于中心位置的赛场实现体育场所与自然地景的统一。
“景观和建筑一体，就是把非常复杂的体育场所的附属空间隐藏在景观的基座之中，使主题建筑和基座形成呼应，就像雕塑和雕塑基座那样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所以，景观和建筑一体是大型体育建筑跟生态的交融与渗透。”（SH20230529LG）
“景观和建筑一体化”的目的在于搭建自然与人为两种环境的共生关系，人在体育空间的这一重秩序中获得复合式的归属感。首先，在由两种环境形态组合而成的场所中，个体能够同时辨明身处何种形态的自然地景与人工聚落，即人的空间方向感在两种环境形态上同时作用；其次，滑雪赛道等主题建筑作为整体环境中的视觉中心，彰显着场所的功用特性；同时，依山而建的体育场所正如对山地边界的深描，强调着此地高低起伏的地理特性，由此，场所特性的两重属性均得到明确的指向，人们获得对此场所特性的完整认同，对该场所的归属感也随之建立。此外，将天然的山地走势作为比赛场地基础结构的冬奥赛场以及“掩映于山林地貌中的村落”，均通过对自然结构的借势而营造出一种近乎天然的场所包被感，使人们在已经明确“身处何地”与“因何身处于此”两个问题的基础上被进一步赋予根源于始源性需求的安全感，使个体对自身与场所关系的认识推向深入，而三种感知的拟合也由此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宁静安全的身心“定居”之所。
3.2 生活空间的营造：体育空间结构与场所特性的协调
从地景与场馆构成的空间向内回缩，在场馆与人构成的体育空间秩序中，使人获得归属感的关键在于营造一种古希腊城邦那样公共性和大众性的生活空间。
“古希腊最大的公共设施，一个是体育场，一个是剧院，曾经的剧院中会上演非常经典的剧目。两千多年过去了，有大量当时的生活和演出痕迹遗留下来，这些场所的生命价值源于其开放与自然和人们的生活状态结合在一起。”（SH20230529BC）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主张，但其本意是说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意指人天生就是要参与社会活动的动物。体育竞技场在当时正是承载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呈现出公共、日常和强互动的场所精神。然而，正如前文中提到，当下大型体育场馆多为特定赛事修建，加之赛事的短时性与长周期，人们对大型体育场馆的认同是片段式的，且难以长效维持，这种断裂和模糊从根源上大大限制了人们在体育场馆中的归属感获得。反思体育场所在古希腊时期对于城邦生活的价值，围绕体育场所营造出能为大众使用的公共生活空间，或许对于当下的体育场馆而言同样是发挥其场所价值的一条可行之路。
“改造已有的场馆来容纳全新的功能，不仅承担起举办奥运会这样大型赛事的功能，也服务于周围社区。”（SH20230529FL）
“健身与生活其实是非常密切结合的状态，关注当下的公共体育空间，竞技只是一方面，从竞技体育的场馆，到进行日常体育锻炼的一些场所，甚至是还未被开发但能非常好地释放人的自我天性和实现自我表现的一些空间，都可以发展为泛体育设施，包括城市中立交桥下的空间，还有一些特殊场景里的空间。”（SH20230529BC）
关于体育生活空间的建立，两位专家实际提供了互补的实践思路，专家FL强调要推动既有大型体育场馆功能的日常化，而专家BC则主张将体育引入公共空间，二者分别从体育场馆和体育行动两个核心要素出发来寻求体育生活化的可能。在诺伯-舒茨那里，生活空间是空间与特性的集合，因此，尽管以上两种思路的具体实践策略相异，但二者的核心指向都是通过激发场所功用特性的多元性来呼吁更多人以及更多形式的体育参与，进而实现体育的生活化。
“大型体育场馆可持续利用的一个策略就是功能场景的可变性，像是从游泳馆转换成冰壶馆的场景变换策略，可能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当然还要更进一步提升场景的转换效率和便捷性，以及场景功能的多元化。”（SH20230529DY）
专家DY提到的场馆功能转换看似只是场所功用特性的改变，但它的实现基于场所“地理”特性的改变（“地理”在此处指向狭义的空间环境）。结合上述游泳馆变冰壶馆的例子，两种场馆转换最直接的改变在于水变冰，随之而来的则包括空间温度、声音、灯光、风向、器材的陈设位置等细节的改变。由此，体育场所功能的多元化意味着空间内部秩序的多样化重构，而其根本逻辑在于场所功用特性与场所空间结构间的协调。体育场所空间结构的多样化重组实际揭示出了场所精神的个体化存在，体育场所的多元功能及其空间结构的多样重组意味着人们无法在场所功用特性和场所地理特性上达成共识，难以形成群体共享的场所特性认同，而是基于个体在体育场所中的行动形成场所特性认同的个体化分异。最终，人们在多元功用的体育场所中获得的归属感也呈现出个体性意味，人人都在此场所寻得一方属于自己的“定居”角落。
3.3 心灵的安居：体育场所精神中的生命存续
在德语中，“场所”（friede）一词意指真正的自由是避免伤害和危险，结合“场所”一词的字面含义来理解，只有归属于具体的场所并从中获得被庇佑的安全感，才是真正的自由。回到身体这一最内层的体育空间秩序，人的归属感来自身体与心灵在体育行动中的互通。
“我们提出的‘泛体育设施’的概念其实是要把体育生活化，当下这个时代，大家更重视体育对自身精神的回馈价值，所以无处不体育，可以看到在城市的很多空间，包括公共广场、集市，还有一些公共商场都有体育和表演的场景。”（SH20230529BC）
“体育生活化”意味着体育行为的自然与常态，于惯常的生活中寻求对自身精神的反哺，即从根源上明确了人性本身的自然基础。体育对自身精神的回馈包含两个路向，其一，对自身精神性格的修炼。体育行动中能被直观感知到的身体疲乏感，虽是一些人难以养成运动习惯的关键阻碍，但这恰恰也是人们锤炼自身精神性格的有力支撑。在体育中不断克服身体疲乏感甚至疼痛感的过程，便是对自身精神的持续强化。其二，身体空间对心灵的包被。处于体育行动中的个体在其身体知觉空间中获得的归属感是一种由多重感官联觉形成的知觉意向，不同于上述两重体育空间秩序中的归属感源于身体外部，这是个体向自身身体内部的意义探寻。在此过程中，基于多感官联觉形成的闭合的身体知觉空间发挥着一种包被作用，为心灵拓展出能安顿其中的居所，而被庇佑的心灵又能在这种充满安全感的包被中自由且健康地成长，为身体的外在体育实践提供积极的暗示与引导，身体与心灵由此在体育行动的催化下实现互哺。
“泛体育设施不光是以体育为主的，更利用了城市和建筑中的一些有效空间和经营空间，把它有效地充分利用，让城市生活得到更好的启发和改变，也改变生活和自我状态的展示，释放自我天性，展示自我弹性。”（SH20230529BC）
“体育生活化”与“无处不体育”共同映射出了现代人的体育参与心态与体育价值认同的日常化与普遍化转向。“无处不体育”就是将体育融入流动的自然日常当中，这会激活体育场所的多样性和可得性，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对于体育场所特性的认同不再以实在的体育空间为基础，就地进行体育行为的身体形态取代上文所讨论的特定形态的装饰主题，而成为个体认识自身与所处空间关系的动态坐标；而对场所方向感的形成依旧以个体身体为中心，但由此形成的知觉空间的边界就是人的身体边界，它自身构成一重的体育空间，人与自然在其边界上形成内外间的互通，达成和谐互成的关系，并“可塑成一种新的神圣性，一种与天地交接、与山水共情的生命形态，一种真正从人出发、为人所实现而又超越于人的归宿”，一个在心灵中的山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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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沿袭建筑现象学理论脉络，从大型体育建筑入手探究了体育场所精神的形成逻辑，同时从体育社会学视角聚焦于体育场所精神的人文内涵，以此将诺伯-舒茨关于场所精神的理论解释推向具体化，并提出了关于体育场所精神的认识框架。首先，由人的身体出发，随着身体知觉边界不断向外部场所到城市扩展，个体最终在人与人、人与场馆以及场馆与城市的三重秩序中标定出他所感知到的体育空间，三重空间分别对应着基于身体间性形成的知觉空间、人与体育场馆形成的物理空间，以及体育场馆在延续城市文脉中与形成的历史文化空间。其次，体育场馆凭借特定的装饰主题所呈现的场馆特性又具体包括场所功用特性与场所地理特性，并分别在文化维度的操持下实现体育场所特性的历时性更新和共时性延展。最后，在空间方向感与场所特性认同感的共同发展下，身处体育空间中的个体相应地通过场馆与地景的结合以及体育生活空间的营造中实现身体的归属感，并在其身体知觉空间中找到安顿心灵的居所。
此外，通过以上的分析与讨论，对体育场所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产生两点思考：第一，建筑现象学中的“场所”是一种关系，比如，运动中的身体自身就是由身体的多感官联觉构成的场所；第二，场所精神非某种空间氛围的表征，其实质是具有图式性的意义结构。“场所精神”作为囊括身体、空间与自然三重范畴的概念，其理论内容其实能够与关注人生物性身体行为与社会秩序间关系的体育社会学展开丰富的理论对话。本文只是对体育场所精神形成的基本逻辑进行了人文性角度上的解释，未来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或许可以结合身体现象学与空间社会学等理论视角进一步挖掘体育场所精神的理论价值，丰富和拓展对体育现象与经验的解释视角和能力。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4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旸洁卓玛,王智慧.异质化的身体与空间：体育场所精神的人文释义与表达趋向[J].体育与科学,2023,44(0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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